新華網(wǎng)鄭州５月１３日電（記者雙瑞、宋曉東、李亞楠）他是眾人緬懷的人民公仆、干部旗幟，同時也是有家有口、有血有肉的普通人。

　　作為６個孩子的父親，他一個月能掙多少錢，夠養(yǎng)活一家老小嗎？是一個什么樣的女人在支持他，免除家庭的后顧之憂……

　　焦裕祿，那些鮮為人知的背后故事，從身邊人口中娓娓道來。

  這是焦裕祿住室的一角（1966年2月22日整理的資料照片）。焦裕祿生前用的被褥上有很多補丁。他是眾人緬懷的人民公仆、干部旗幟，同時也是有家有口、有血有肉的普通人。作為6個孩子的父親，他一個月能掙多少錢，夠養(yǎng)活一家老小嗎？是一個什么樣的女人在支持他，免除家庭的后顧之憂…… 焦裕祿，那些鮮為人知的背后故事，從身邊人口中娓娓道來。 新華社發(fā)
 

    高工資 無財產(chǎn)

　　上有２位老人，下有６個兒女，焦裕祿和所有男人一樣承擔著養(yǎng)家糊口的責任。而他所生活的年代，工資幾乎是家庭的全部收入來源。

　　１９６２年始為蘭考縣委書記的焦裕祿，被定為１４級干部。時任蘭考縣委宣傳干事的劉俊生回憶：“當時我是２１級干部，月工資５１．５元，焦書記級別比較高，有１３０多元錢。”

　　在此之前，焦裕祿在洛陽礦山機械廠工作數(shù)年。工友張興霖記得，焦裕祿工資有５０多元錢，很多工人只有４０多元，不過當時物價低，他們的生活相對寬裕。“工資低，物價也低啊，一斤豬肉才幾毛錢，早飯吃油條、喝粥也就幾分錢。”

　　無論在工廠還是當縣委書記，焦裕祿都算得上“高收入階層”，但焦家卻經(jīng)常吃不飽飯。“計劃經(jīng)濟時代要憑票購物，糧票是按照職務(wù)、工種配給的，當時工人分糧多，干部糧食少。”焦裕祿任洛陽礦山機械廠一金工車間主任時的鄰居張泉生回憶，“我一個月有５９斤糧食，焦主任只有２２斤，他家人口多，就那么點糧食怎么吃得飽啊！”他想給焦家點糧票，焦裕祿從來沒要過。

　　有錢買不到，餓肚子也就罷了，蹊蹺的是，如此高的工資，焦家卻沒有積蓄。焦裕祿回山東老家時，因為手頭拮據(jù)，竟沒能按家鄉(xiāng)風俗給初次見面的侄媳婦包個紅包。他去世后，除了常年佩戴的一塊手表，沒留下任何遺產(chǎn)。他的工資哪去了？

　　當年的蘭考縣葡萄架村大隊會計孫世忠回憶，焦裕祿曾連續(xù)３個月在此調(diào)研，每天都交一斤二兩的糧票和四毛錢作為伙食費。“好的時候能吃到饃，有時候就吃蘿卜纓子、木薯干。”跟隨焦裕祿下鄉(xiāng)的劉俊生說，“他交的伙食費只多不少，碰到農(nóng)民家里條件差的還會另給錢。”

　　原洛陽礦山機械廠工人吳永富第５個孩子出生時家境困難，焦裕祿送去了１０元錢；工人劉輔臣妻子生小孩后想喝點小米稀飯，焦裕祿把僅有的２斤小米送到了他家。類似的故事聽許多人講起，焦裕祿工資高卻一窮二白，這種怪賬只有老百姓算得清楚。